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杜甫是如何从“诗史”到“诗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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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寻鲸：杜甫传》

作者：周文翰

版本：天喜文化丨天地出版社

2026年3月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家人把他安葬在耒阳。

杜甫关注自己的身后事、身后名，可是他去世时对自己的诗歌能否流传下去恐怕并无半点把握。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王维、李白在世时那样显赫的诗名，更不像王维那样有位高官弟弟可以交托后事。事实上，就在他逝世前后，他在成都的那处浣花溪草堂遭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小妾任氏家族占据，也不知道他的四弟杜占流落到哪里去了。

杜甫在天宝年间并不以诗出名

杜甫在天宝年间并不以诗出名，如天宝三载（744年）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没选他的诗。芮挺章是受到秘书监陈希烈、国子司业苏源明的提示选编此书，而苏源明恰是杜甫的朋友，如果杜甫当时以诗出名，没有理由忽略他。天宝十载（751年），他以写三大礼赋在长安出了点名，是以赋而不是诗出名，他的诗依旧默默无闻。

天宝十二载（753年），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也没有选入他的诗，而与他有交往的岑参、薛据都有诗入选，说明当时两人已小有名气。可以说，当时的杜甫就是一个普通文人，就名声而言无法望王维、王昌龄、崔颢、李白等人的项背。肃宗收复长安后，他在长安为官七八个月，和王维、贾至等诗歌唱和，可还没有来得及树立诗名，他就遭到贬谪去了华州，之后就是在秦州、益州、云安、夔州、江陵、岳阳等地飘零迁徙，在成都、江陵这两个区域文化中心薄有能诗之名而已。在那个时代，没有官位就很难在京城树立名誉，在其他地方就更没有办法了。而要树立声誉，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入仕，偏偏他年轻时没能考中进士又无缘制举，到中年时入仕，年岁已大，官职太低，为官时间又极短，在京城还没有来得及创出字号就天下大乱，等逃到地方，再想要与京城的名家争雄就难上加难。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杜甫故去时围在他身边的两个儿子宗文、宗武都是小青年，毫无名位，缺乏资财，连活下去都成问题，两人大概就把父亲的尸身安葬在耒阳某处水不易淹到而又好辨认的地方。他们在江汉之间大概是依托叔叔杜观、族叔杜位等人生活了几年。杜宗文也早逝，杜宗武则投入与父亲有交往的桂管防御观察使李昌巙的幕府做了幕僚。

二儿子杜宗武保存着杜甫的诗稿，不知是杜甫自己还是杜宗武把杜甫诗稿整理为六十卷，杜宗武借给在江陵、桂州认识的友人传抄，众人各自拣选感兴趣的诗作抄写，杜甫的一些诗作渐渐地沿着长江传播。约大历七年（772年），时任润州刺史樊晃搜集二百九十首杜诗，编成六卷《杜工部小集》，侧重选择古体诗，并在序中评述杜甫生前的遭遇和诗歌流传的现状：“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此时杜甫仅仅有一些“戏题剧论”——可能指应酬诗以及语句通俗、简短的诗作——在江左传抄，并没有多大名声，但樊晃读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新婚别》《后出塞五首》《哀王孙》《丹青引》《秋兴八首》《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杜甫精心之作，推崇为“大雅之作”，认为他是大历年间的“当今一人而已”，可谓第一个身体力行推崇杜甫之人。但是，其他人未必认可这一观点。七年后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汇集从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到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的诗人之作，也没有选入杜甫的作品。

杜宗武后来有了秘书省正字这样的挂名官衔，或许也死在湖湘一带，他的儿子杜嗣业在元和八年（813年）才把杜甫的棺柩从耒阳迁葬到老家河南偃师的祖坟，实现了祖父魂归故里的愿望。幸运的是，杜甫后期的诗有幸保存下来。三十九岁时，他在《进雕赋表》中自称作诗已逾千首，可是现存的杜诗中他早年的诗歌只有几十首，可见之前的诗文大多散失或者被他自己毁去了。

被视为盛唐最重要的两大诗人之一

恰恰是在中唐贞元、元和年间，杜甫的文化地位有了巨大改变。李白、杜甫的诗作渐渐在各地传播，到元和初年李、杜二人并称，名声已然盖过王维等人。元和八年，元稹应杜甫之孙杜嗣业的请托撰写《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特别比较李、杜说“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认为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享有大名的元稹之所以愿意给杜甫写墓志，除了他喜欢杜甫的诗歌，还因为杜甫与他的外祖父、岳父有交往。元稹的外祖父是睦州刺史郑济，郑济与杜甫的姨表兄郑宏之都是荥阳郑氏子弟，算是杜甫的远亲。而元稹的岳父韦夏卿之父韦迢曾与杜甫交往并诗歌唱和，因为有这份渊源在，元稹少年时才有机会得到杜甫诗歌的抄本，大受影响，并与杜甫后裔有了来往。元稹、白居易就是受到杜甫、元结等人的影响着力写作乐府诗议论时政、民生的。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白居易也推崇李白。元和十年（815年），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当时元稹、白居易认为杜甫比李白更重要，而比他们诗歌流派大的另一诗歌流派的领袖韩愈、孟郊经常将李白与杜甫并称“李杜”，这不仅因为文学品位不同，还关涉人际关系的亲疏之别。因为韩愈的父亲、叔父和李白有交往，李白盛赞过韩氏兄弟的才华，所以韩愈虽然从杜甫取法甚多诗歌技巧，却强调并尊李、杜。针对元稹、白居易的论调，韩愈在《调张籍》中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至此，可以说李白、杜甫的诗名完全确定并超过王维、王昌龄、崔颢等人，被视为盛唐最重要的两大诗人。宣宗大中十年（856年），顾陶编成《唐诗类选》二十卷，选入二百多人的一千二百多首诗。他在序中写道：“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此序把杜甫放在李白之前，隐隐尊其为有唐诗坛之第一人。唐末韦庄在光化三年（900年）编选的《又玄集》选入一百四十六人的二百九十九首诗，以杜甫、李白、王维为首，可见此时这三人被视为本朝诗人的代表，而且杜甫名列榜首。

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

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的宰相冯道主持雕版印刷儒家九经，顺便也在后晋出帝石重贵开运年间刻印了杜甫的诗文集，让杜甫的诗文传播稍广。到了宋代，随着文化风尚的转变和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杜甫确立了在广大文人心目中唐代第一诗人的地位。庆历以来的名士如石延年、苏舜钦、欧阳修等都尊崇杜甫之诗，苏舜钦还在景祐三年（1036年）编成《杜子美别集》。当时雕版印刷兴起，出现了多种杜集版本。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搜集整理之前的各种杜集版本，删除重复作品后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十八卷为诗，共一千四百零五首；两卷为文赋杂著，共二十九篇。嘉祐四年（1059年）王琪等人对此本进行修订，镂版刻印了一万部《杜工部集》。这部书成为畅销书，进入千家万户。后人又增补王琪未见的杜甫诗文，至北宋末期黄伯思编定的《校定杜工部集》所收杜诗已达一千四百十七首，文赋杂著二十九篇。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杜工部集》流行的同时，杜甫的人格形象也随之有了巨大转变。晚唐孟棨在《本事诗》中称“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诗史”是就诗论诗，并不涉及杜甫的人格形象。杜甫为官时间短，没有什么实际政绩，性格也有些固执、偏激，五代人刘昫主编的《旧唐书》认为杜甫并无政治才干，“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无拘检”“傲诞”，可是宋祁、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的杜甫本传一方面叙述杜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同时又从忠君的角度肯定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认为他的诗“兼古今而有之”。

宋神宗、宋哲宗时的名士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皆倾倒于杜诗，也高度评价杜甫的道德、人格。如北宋后期第一名士苏轼把杜甫的诗歌成就和人格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推崇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与苏轼亲近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记载：“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此后，杜甫的诗歌和道德形象就越发高耸，近乎“圣贤”。到了晚明，王穉登在《合刻李杜诗集序》中比较李、杜，云“闻诸言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此处“仙”“圣”是形容词，稍后王嗣奭正式在《梦杜少陵作》尊杜甫为“诗圣”，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从此，杜甫就成了“诗圣”。

以上内容节选自《向海寻鲸：杜甫传》，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周文翰

摘编/何也

编辑/何安安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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