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现代性的视角看艺术与上海的互构 | 孔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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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城市，也是中国艺术现代性的源头，从清末民初海派绘画的崛起，到民国时期现代主义艺术的兴起，从新中国成立后写实主义的主导，到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艺术的先锋探索，艺术始终与上海的城市进程深度交织，赋予上海一种超越经济中心的文化品格。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少有城市像上海这样，艺术与城市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座城市经历了从传统商埠到国际化大都市的沧桑巨变，艺术始终如影随形地，既记录着城市的变迁，也塑造着城市的品格。

“海派”，也因此成为一个在时空经纬交织下诞生的历史词汇。但“海派”之派，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艺术流派，它没有一个可以统领全局的画家，没有一种大体趋同的风格，也没有一种共同尊奉的理念。海派名家程十发先生曾直言“海派无派”。那么，是什么将如此多元的艺术实践凝聚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现象？艺术给上海带来了什么？这是一个需要从历史纵深中寻找答案的问题。

我们从清末民初、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历史阶段，逐层考察艺术与上海的互构关系。

晚清海派的出现，大致源于三个因素：一是上海开埠以来工商业与对外交流的繁荣，二是太平天国战乱导致周边地区文人和画家避乱到上海，三是江南深厚文人画传统的哺育与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这三个因素的叠加，使上海在19世纪中叶以后迅速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艺术人才。1840年至1949年间，多达1480余位在上海进行创作的画家构建了“海派”群像。

这一汇聚的意义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艺术生态的根本转变。宋元以来的画家往往以文人身份自居，将绘画视为“墨戏”，乐于以艺自娱，耻于以艺谋生。而海派艺术家则坦然接受职业画家的身份，直接面对市场与公众。这一转变从根本上重构了艺术家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再依附于官僚体系，而是成为现代都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

如果说海派绘画代表了中国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力，那么土山湾画馆则代表了外部力量的注入。土山湾画馆的前身为1852年由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在上海徐家汇创办的美术学校，1872年迁入土山湾孤儿院后正式成为其下属“图画间”，俗称土山湾画馆，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方美术教育机构之一。土山湾画馆被后世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是“中国现代工艺美术的摇篮”。

土山湾画馆的开办可视为上海美术教育的孕育期。从1864年到1911年，这一机构持续培养了大量的西画人才，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最早接受西方写实主义训练的艺术家。上海的艺术现代性，正可追溯至土山湾画馆的西方写实主义传入之后。

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土山湾画馆

在晚清时期的上海，艺术首先带来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生态。书画社团的兴起，艺术市场的形成，职业画家群体的壮大，共同营造了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社会宽容度和人文涵泳量。海派绘画所倡导的市民化、通俗化、职业化倾向，改变了传统中国书画的内涵。艺术不再是少数文人的书斋雅玩，而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2年，不到17岁的刘海粟在虹口乍浦路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美术专门学校。其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美专），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里程碑。上海美专不仅培养了大量杰出艺术人才，更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美术理念和教学方法，它标志着艺术在现代城市中获得了制度化的生产与传播体系，艺术不再依赖于师徒授受的私密传承，而是进入公共教育领域，成为现代城市知识生产的一部分。

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国现代主义艺术最活跃的舞台。上海的艺术现代性脉络，从任伯年、吴昌硕的海派以及土山湾画馆之后，经由刘海粟的城市印象派、林风眠的水墨表现主义、吴大羽的意象派抽象、庞薰琹与决澜社的立体主义等，延伸出一条影响深远的语言的现代主义主线。

上海由此形成了繁盛多元的艺术市场。书画家依靠“润例”生活，既激发了艺术创造力，也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经济意识的吴昌硕，作为主要推手使海派书画市场经济迅速构建，润格飙升，不仅改善了书画家的创作条件与物质生活，也为城市整体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经济推动力。1909年在上海豫园成立的豫园书画善会，更是近代首个以书画义卖捐赠为宗旨的书画社团。

1949年之后，上海的美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海派画家们积极投身写实主义创作，用艺术作品反映人民劳动、社会建设等社会新面貌。传统绘画获得新生，现代人物画、城市山水画、主题性创作纷纷涌现。

然而，在写实主义主导的表象之下，上海依然有着一条隐秘的现代主义暗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海粟、林风眠、吴大羽及关良等少数艺术家在城市一隅，坚持现代主义创作。这一群体维系了现代艺术的暗流，并影响了沪上的弟子及其邻近社区的年轻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抽象艺术崛起的根基。

吴昌硕作品

可以说，艺术为上海保留了文化记忆的连续性。上海保持着中西合璧的城市格局和建筑风格，以及市民社会和大都会主义的审美。这种审美记忆，使上海始终能维系着与现代世界的联系。

艺术还赋予上海精神上的韧性。当现代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被边缘化时，上海以其独特的城市文化生态，为现代艺术提供了一个“孤岛”式的庇护所。这种文化韧性，是上海在改革开放后能够迅速重返当代艺术前沿的重要精神资源。

1979年1月，沈天万、陈钧德等人在上海黄浦区少年宫举办“十二人画展”。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个民间性质的现代艺术展，开启了当代中国艺术史承前启后的篇章。与影响力更大的北京“星星画展”相比，“十二人画展”早了八个月。

“十二人画展”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上海现代主义暗流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公开浮出水面。部分作品将印象派城市风景推向了成熟阶段。这些艺术家深受林风眠、吴大羽、刘海粟、关良等民国画界翘楚的影响，坚持现代绘画艺术。改革开放后30年的现当代艺术，实际上是从上海的抽象艺术开始的。

1986年，“海平线86绘画联展”在上海诞生，作为国内最早建立两年一届周期、具备双年展特质的大型美术展览，“海平线”展览因诸多方面的开创性意义而被载入《中国当代美术史》，是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在美术领域所发挥的全国引领作用的重要体现。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海平线”为上海艺术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艺术图景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生力量。

1999年，上海“十二人画展”部分参展者合影（参展者黄阿忠提供）

1999年，观众参观“十二人画展”（参展者黄阿忠提供）

2003年，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开馆，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公立、专门面向当代艺术的专业化美术馆。它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这些制度性平台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当代艺术从自发的民间探索走向了制度化的专业发展。

进入21世纪，“新海派”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海派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新海派”并非对传统海派的重复或复古，也不是某种固定的风格标签，而是一种在当代语境中持续生成的文化机制。它根植于海派开放、多元、跨界与创新的精神，又在当代艺术的语言、媒介与观念结构中不断扩展。

“新海派”是以上海为母体、以开放为方法、以创新为价值的艺术生产方式，立足江南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三位一体的城市文化基因。它使艺术成为城市更新的文化驱动力。

回顾艺术与上海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互动历程，艺术塑造了上海的文化身份。海派书画植根传统、博采众长，兼具江南雅致文韵与现代都市风骨，是上海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也是这座城市精神的生动具象。

艺术赋予上海现代性的精神资源，为上海提供了一条超越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审美现代性脉络。正是这条脉络，使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保持与世界的文化对话能力。

艺术重构了上海的城市空间与生活方式，从城隍庙的画店到美术馆群落，从文人雅集到国际双年展，艺术不断重塑着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艺术进入生活的理念，使审美成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气质。

艺术见证并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海派绘画是“中国旧时代的最后一个流派，同时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个流派”。它标志着中国古典书画史的终结，也开启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意义上，上海艺术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一个缩影。

艺术给上海带来的，远不只是博物馆里的藏品或拍卖市场上的数字。它带来了一种城市的精神品格，海纳百川的包容，敢为人先的创新，融通中西的视野，直面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精神品格，使上海超越了一个普通商业城市的定位，成为一座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持久文化魅力的国际大都市。正如有学者所言，海派文化是中国美术与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尖刀班”与“先锋队”。而上海，正是这支先锋队得以孕育、成长并持续发力的沃土。

在上海博物馆看展览的外国游客。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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