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阿来：且行且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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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代表作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

9月的杭州，西湖正是“水光潋滟晴方好”。著名作家阿来带着新作《东坡在人间》来到西子湖畔参加“文学+”西湖首发品牌活动，并与茅威涛湖上对话——这里，他早已在纸上读过千百遍，也曾多次实地行走。当纸上的山水与眼前的实景相遇，文学也重新回到它发生的现场。

从书写川西高原的地方历史，到沿着杜甫、苏东坡、陆游的足迹进入古人的生命现场，阿来的创作始终伴随着行走、阅读与自我求索。近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阿来，听他讲述如何在行走中理解文学、在回望中重新认识故乡，也听他聊聊文学面对的时代新命题。

行走

靠近文学发生那一刻

记者：从新书《东坡在人间》到对杜甫、陆游的书写，您为什么要重走古人走过的道路？

阿来：我是写作者，不是阐释者。像写《东坡在人间》，我并没有试图去碰一个学术难题，而是找到一条路径：当年苏东坡在路上，我也跟他一起在路上。我读杜甫也是这样，他去过的地方，我也尽量抵达。对我来讲，那些地方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在纸上已经读过千百遍，早就烂熟于胸。

一到西湖，我脑海中很多熟悉的知识就好像被唤醒了。比如苏东坡笔下望湖楼的那一场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很多人都会背这首诗，但我一定要回到实景中，这是我的习惯。我专门去望湖宾馆，从那个角度看西湖。在这个场景中，景物和我产生了关系，我就进入了那个情境，带上了情感。我想到，苏东坡和朋友在楼上喝酒，还有一点小醉，正好碰到这样一场风雨，就迅速把它写了下来，于是成就了《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回到实景，靠近文学发生的那一刻，你就能理解作品是怎么从真实生活里自然地长出来的。

记者：像《东坡在人间》这类作品，既不同于学术研究，也很难简单归入散文、传记或小说。通过这样的文字，您想抵达和呈现的是什么？

阿来：今天，我们对文体的理解也在变化。过去一个作家会说“我是诗人”“我是散文家”“我是小说家”，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跨越这些界限。我自己倒是没有这个障碍，题材适合散文，我就写散文；题材能够充分激发我的想象，我就把它架构成小说。现在我们在阐释一些人物的时候，可能也会带一点学术，这是“新的套路”，但如果你把它写得像学者的论文一样，那就非常不好看了。

我们常说某个作品很好，有这样的意义；但我们很少问：他为什么要写，又为什么写成这样？所以我的办法是走到现场。虽然我不能回到几百年前，但山还在，水还在，大致的环境还在，就能更加接近那种可能。

我更想关注艺术的发生，而不只是艺术的结果。我想做的是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普通读者，想唤醒一种强烈的生命体验。

记者：您曾多次提醒大家：旅行不要变成打卡。在您看来，行走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阿来：“在路上”有两层意思。一是物理性的，需要用双腿去走实际的道路，是一种行为；二是象征性的，人生一辈子也是在路上，是一个过程。

今天的旅游业容易把“在路上”变成一桩生意，把你框到模式里指引你，而不是让你自己去感受、去发现。

而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散文，很多就是在路上、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一路留下那么多作品，不是刻意写下的。他们追求的是超出一般生活的情感空间和精神空间。

阿来新作《东坡在人间》。潮新闻文旅中心供图

回望

不要把故乡写得太小

记者：当一个人不断走向远方，故乡的边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阿来：我说过，不要把故乡写小。我们当然是从一条街、一个村、一个县来到世界上，但每个人都在离开它，走到更大的天地里去。别人问哪里是我的故乡，我说我写过的地方都是我的故乡，因为我在融入它们。我们应该在精神上、情感上不断把故乡扩大，我们既爱那个“点”，也应该热爱我们有能力到达的更大的世界。

抵达更大的世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走，一种是阅读。阅读也是精神的行走、情感的行走，是在广阔大地和精神世界中的漫游。

记者：在您看来，地域文学、民族文学应如何跳出局限，被更多人共情、读懂？

阿来：我写具有地域性的故事时是很警惕的：它跟该地域之外的人能不能产生共鸣？人的生存和人的发展是具有普遍性的。独特性往往只是因为地理空间不一样。海边的人吃海里的，山上的人吃山里的；我们只有羊，就只好把羊皮做成皮袍子；你们那儿养蚕、产丝绸，那就穿丝绸。很多时候，所谓的独特性其实是在不同地理和气象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今天这个时代，交通和商品流通的平台已经非常繁荣，每个人对当地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少，生活本身正在变得同质化。

有些边远地区的写作者，本来可以写得更好，却自己制造文化隔膜。过分强调任何一种身份，都有风险。文学创作需要有更大的眼光。

记者：您写了这么多作品，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阿来：每一部都满意。为什么？因为每一部作品都帮我打开一扇门，带我进入不同的领域。

我不懂地方史时，《尘埃落定》就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我不懂生物多样性时，《去有风的旷野》《大河源》又强制把我带进那个世界。对我来说，这种指引需要解决现实问题，这个现实问题既是自己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具有某种普遍性。

我的文学创作，是我的自我建设。首先是学习，等到自己觉得有一点把握，再把我的见解、看到的和经历的东西，用比较优美、有一点诗意的文字记录下来，呈现给大家。这是一个分享过程，但首先是我的学习过程。

别人问我，为什么一朵花、一棵树的名字你都知道？我说，这不是没有成本的，是靠10多年的积累。我的手机相册里全是花草树木，去野外看到的每一种植物我都不放过，都会拍下来。

阿来为本报《文韵周刊》合订本题字。记者 栾兰 实习生 郭小雪 摄

求索

培养人的生命主体性

记者：当下科技迅速发展，甚至连人工智能也开始参与写作，您如何看待文学界的这种现象？

阿来：人工智能到来以后，过去许多获取知识的方法很可能都会失效。你让人工智能告诉你一本书、一部电影讲了什么，马上就能获得答案。但问题是：你了解这个东西干什么？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信息？它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阅读和行走培养的，是人的主体性。使用人工智能时，大部分时候我们是丧失主体性的——你可能迅速获得了某种结论，但这不是你自己求索来的，而是别人给你的。

人之所以为人，文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明的文字史越长，文字打开的知识门类越多，认知才会不断扩张。并不是每一种有语言、有文字的文明都能一直发展，有些文明停止发展，背后就是认知不再扩张。越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年轻人越要更多地进入文字世界。

记者：如今，不少年轻人很焦虑，文学如何给他们带来滋养或治愈？

阿来：文学和各种知识当然是心理建设的好途径。

过去，文学是需要我们把真实的人生跟真实的社会端给大家看的。譬如海明威写战场，战场上当然也有爱情，但爱情必须放在真实、严酷的环境里，而不是凭空制造一个虚幻世界。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大概是最后一代这么干的。

现在，市场给了年轻人那么多短视频、穿越小说和电子游戏。网络文学有一个特点，很多作品不写现实。消费它的人觉得现实沉重，需要逃到另一个世界，某种程度上，它提供了一个逃避空间。

记者：面向文学爱好者们，您有什么关于阅读和创作的建议吗？

阿来：过去媒体办报纸时有一个现象，就是让名人开书单。这个传统从五四运动时就开始了。有人请胡适给年轻人推荐10本书，胡适说10本哪够啊，要写50本。1925年《京报副刊》征集“青年必读书”，鲁迅直接交白卷，后来他还专门写过文章解释说，各人兴趣和发展方向不同，在不了解对方之前，他没有资格开书单。

我的观点和鲁迅有一点像。我们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真正要什么，不知道他们具体的生活情境和心理需要，怎么能随便给建议？我们年轻时，最怕一个老头跑过来提建议。

每一代人都面临自己的现实，都会迷茫，也都是在解决困境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成长的。经常有人问我是怎么走过来的，意思是一定有贵人提携。我说没有，我心里只有“知识”这个贵人，没有别的。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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