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民权：《罪案》点校本涉陕校注谬误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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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民权

《罪案》是老同盟会员、民国著名报人、山西景梅九先生（1882-1959）的一部自传色彩极强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也是先生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对于研究清末民初这段历史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原书1924年由京津印书局出版之后，国内久之再无翻印，2014年山西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将其作为《河东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经晋省运城学院教师赵晓鹏、李安纲点校之后，交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功不在小，允堪点赞。

新年伊始，幸承先生嫡孙女君美女史专索并惠赠一册，倍感稀罕，兼旬之间，每日起床就寝之际，翻看数页，于笔涉陕人、陕事处尤多致意，收获颇丰的同时，亦感其文字处理粗疏，时见错别字和标点失谐之例 ——如第68页的“日本丁未年所谓西园寺底内阁时代”，误点作“日本丁未年，所谓西园寺底内阁时代”；第116页的“当出偏师直捣幽燕”，误植作“当出偏师直捣函、燕”；第242页的“痛苦不能抑。少停收泪，”误点误植作“痛苦不能抑少。停收泪，”等。

而由于对先生本人及其原注的太过迷信，以及对于吾陕人文历史较为隔膜，就中涉及陕人陕事的注释，亦更是多有不妥贴处。例如：

原书《遇子文同渡 我的光光》节写道：“我见仲山还是那样亢爽，便和他快谈了一阵。他对他们伴当说‘梅九也扬的很。譬如现在说有敌人已到大门口了，他还能丝毫不惊动！’这自是知己语，但我那能当此！”（第238页）

其中“扬的很”为典型的陕西方言，以“扬”字读第三声，意思大致有二：一是喻人蔫怪有趣，或好为奇言奇举；一是指人行动迟缓，不够麻利，前者每常略同于俗语的“怪哪儿”（后两字快读），后者一般约当于常说的“暮囊”，而“的（得）很”作为补语，则是对“扬”程度的强调。仲山此处的用意，固然有赞赏先生一面，但却绝不是说先生 “沉重托大”，而是夸先生生性不同凡俗，是个奇人，遇事不惊，关键的时候能沉住气。先生原注说它有“沉重托大”之意，细察并不准确，此次校注本亦未指出。

原书《勿幕保护玉清 歪的太》节写道：“说完，他又想起一个笑话来，说：‘当我乘马出城时，守城门的陕西兵，问我做啥傢？我说有公事，他们要验看，我发怒道‘你们不配看我的公事！教出去我便出去，不教出去，我就翻回走哪！’他们觉得不好惹，立刻放我出城，回头报告勿幕道：‘方才有个女人乘马出城，歪的太！我们要看人家公事，不教看，还发凶哩！’勿幕第二天把这话又告诉我，说他早猜着是我！’”（第243页）

其中的“歪的太”为陕西典型方言，“歪”与“厉害”同义，“歪的太”即“很厉害”或“厉害的很”。先生原注只指出其为“秦语”，并未说出它的意思，此次校注本迻录照转，同样未指出它的含义，校注和没校注一样。

当然，这还只是一般的文字瑕疵，谓之无关宏旨亦无不可，可有些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例如：

原书《遇张东白 得明楼妙语解颐》节写道：“勿幕本是后起之俊，但他很推重一时前辈先生。算起来，略有数位，如张伯云、张东白、李仲特、李桐轩、吴葆三、朱素舫。伯云以善书能诗文著名，又有新思想，赞成种族政治革命。《夏声》杂志中，曾登其所为七律若干首。一入潼关，见道旁官柳，即不禁高咏其‘大道青垂柳万丝，行人高唱大风词’之句，所以我到长安，先问伯云。”（第113页）

其中的“张伯云”即张拜云。而张拜云即张铣先生，与勿幕先生同为蒲城人，史载其善诗文，能书画，尤擅音律。“清末以举人选授耀州教谕，鉴于外侮迭乘，清室腐败，绝意进取。”曾“与同邑李桐轩、乾州王伟斋于大荔创办求友学堂，提倡新学，开导风气。”又“与富平焦子静合股（于省城）开设公益书局。”

陕人士倡办之西潼铁路被陕抚奏归官办之际，曾赴京上书邮传部争归商办，回陕后即秘密购运枪弹，“以为革命之准备”，惜以宣统元年（1909）病逝。此次校注本竟然称其“生卒不详，名龙章，号古塘，武巨山樵。江苏苏州人。师赵孟頫，擅画人、马，亦工山水。活跃于明代中后期，传世作品有《骄嘶图》《胡人出猎图》卷，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作《潇湘八景图》卷著录于《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生生将一个陕西土著说成了江苏人，将一个多才多艺的革命者说成了一个纯粹的画家，将一个清末革命志士“穿越”成了明代艺术先贤。

原书《牛头寺遇僧 终南山动念》节写道：“……我心里描出将来革命军一个影子，好不痛快！路过杜曲，登牛头寺，寺供杜工部木主。时陵下桃花盛开，饶有诗趣。又与寺僧接谈，据云俗家山西，我因触动乡情，说了几句世间语，即席口占一绝赠之曰……行至终南山下，游都城隍庙，内塑各县城隍像，颇为奇观。大家休息，午餐后登山，唱‘登，登，登山入潼关，从来不解平……’一曲，使人忘倦。”（第116页）

其中的“都城隍庙”，揆情度理，都应该是西安南郊王曲的“十三省都城隍庙”，而非西安城内西大街的都城隍庙。因为这个都城隍庙地当彼时的长安城南，毗邻杜曲而接近牛头寺和终南名山，先生等人只有到得此处，才有可能“午餐后登山”，此次校注本浑焉不察甲乙，竟尔武断地注之为：“位于陕西西安市西大街大学习巷西侧”，将两个都城隍庙生生混为一谈。

原书《一篇起交涉的文字 革命符咒》写道：“……右任有《半哭半笑录》，虽系子云少作，颇有革命火气。清吏升允见而大恶之，欲兴文字狱，于君始遁海上，然由是得名。”（第144页）

其中的《半哭半笑录》为《半哭半笑楼诗草》的缩写，且“录”字明为“楼”字之误，这有右任先生《牧羊儿自述》为证，先生显然是一时疏忽，笔下误植，此次校注本却并未指出。

原书《独别张襄初 壮快纪念》节（第145页）和《同官遇救 忍耐等候》节（第259页）的“张襄初”，与《郃阳阅报 奇怪官衔》节（第236页）和《秦川赛马 小小波澜》节（第260页）的“张翔初”“翔初”，为同一人，即张凤翙先生，其别字一般都写作“翔初”，先生循音而书，写法不一，此次点校本既未指出其同为一人，亦未说明其“襄”字之误,并未尽到校注的责任。

原书《路遇拳师 改咏〈卷耳〉末章》写道：“记得未到韩城，在某镇店中一宿，和一山快谈心事。说到陕西民军，多赤手空拳，执白刃以冒枪弹。但他们多会拳棒的，遇交手战，很得法。说时指跟他来的那两位道：‘他们拳术很好，攻满城时很出力。’”（第235页）

所记无虑陕西辛亥起义之事，其中的“满城”，即清代八旗军队及其眷属在陕驻扎居住之地，为当时西安城的城中之城，位当今之西安城东北隅的东大街以北、北大街以东这块地方，此次校注本竟将其解释为“今河北满城县,位于河北中部”，其胆肥敢言的程度，实在惊得人不知所以。

毋烦赘言，以上所掲，仅是固陋如我之粗览所得，假时细读，无疑还会有所发现，而其他的读者亦极有可能会发我所未发，所以读前和读后，我对此书的态度，已完全是两种心境，既感谢其相关人员的辛苦和努力，又对其力不从心所导致的校注结果，不免多有失望。近年来，我一直不满于吾陕文献整理项目率多粗而恶之的现状，以为人心浮嚣，好事常办不好，想不到这山西邻居的情况，竟也彼此彼此，“庶几近之”，如何不令人发为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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