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徽班与黄梅戏渊源考论——基于演出、声腔、剧目与艺人及名称的多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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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安庆戏班在徽州一带演出,始有“徽班”之称。至清末,《申报》记载“安庆班”在江西、湖北、北京等地演出时“观者人山人海,真有举国若狂之势”。在近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安庆徽班不仅孕育了徽调(包括吹腔、二簧等),催生了京剧(程长庚所率徽班被誉为“京剧鼻祖”),更在本地戏曲演进中衍生了本土戏曲----黄梅戏。
关于安庆徽班创演徽调与京剧的史实,学界已有共识。那么,黄梅戏与安庆徽班之间存在怎样的渊源?下文将从演出记载、声腔体系、剧目传承及艺人流动及名称叠合等五个维度展开论证。
一、从演出记载看黄梅戏的班社背景
目前关于黄梅戏前身“黄梅调”的最早记载,见于光绪五年(1879年)10月14日《申报》所载《黄梅淫戏》一文:
“皖省北关外,每年有演唱黄梅调小戏者,一班有二十余人,并无新奇足以动人耳目,惟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
文中“皖省北关外”即安庆集贤关外,原属怀宁县境。值得注意的是,该班社规模达二十余人,且“黄梅调”是以“小戏”形式在“正戏之后”演出,说明该班社的正戏本身并非黄梅调,黄梅调仅作为加演剧目出现。
安庆作为徽班的重要发源地,其演出历来遵循徽班体制:正戏在前,小戏在后,后者多诙谐活泼。从班社规模来看,即便到1940年代,专业黄梅戏班仍多为二十人左右,如严凤英1947年所组戏班方达相当规模。由此可见,光绪年间在安庆北关外演出、具备“正戏—小戏”结构的戏班,应属徽班体系。也就说明当时所演出的“黄梅调小戏”实为“徽班小戏。”

二、从声腔体系看黄梅戏的音乐来源
《中国戏曲志·安徽卷》(1993)载,徽剧音乐由吹腔、拨子、二簧、西皮、徽昆、高腔及花腔杂调等组成。其中“花腔杂调”多源自明清俗曲、民歌与佛曲,如〔莲花落〕〔报花名〕等,主要用于《闹花灯》《点大麦》等小戏。
黄梅戏音乐分为“花腔”与“主调”两大类。其花腔部分与徽剧花腔高度重合,如【凤阳歌】【花鼓曲】【莲花落】【小放牛】等,显示出共同的民间音乐基础。
黄梅戏的主调唱腔,据音乐家王兆乾研究,来源于青阳腔。而青阳腔又由弋阳腔(即高腔)演变而来。明代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即指出:“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可见青阳腔在明末清初传入安庆,影响了包括徽调与黄梅戏在内的多种戏曲形式。
此外,戏曲史家王芷章在《论清代戏曲的两个主要腔调——徽调与皮黄》中指出,徽戏是最早实现从曲牌体向板腔体转变的剧种之一。黄梅戏主调正是板腔体,显示出其在音乐结构上也受到徽班演唱方式的影响。
因此,从声腔渊源来看,安庆徽班既有花腔杂调的传统,又熟悉由青阳腔演变而来的板腔体唱法,具备参与创制黄梅戏声腔的条件。

三、从剧目移植看黄梅戏的文本来源
黄梅戏早期小戏中有大量剧目移植自徽剧,其中不少可见于清代戏曲选集《缀白裘》。例如:
· 《买胭脂》改编自《买脂》
· 《张古董借妻》改编自《借妻》
· 《闹花灯》改编自《看灯》
· 《戏风》改编自同名剧目
· 《恨大脚》出自《闹灯》片段
· 《卖杂货》出自《买胭脂》片段
· 《王道士捉妖》改编自《斩妖》
此外,《缀白裘》中的《花鼓》更衍生出《瞧相》《挑牙虫》《孔瞎子闹店》等多出黄梅小戏。
其他如《戏牡丹》《王婆骂鸡》《老少换妻》《送亲演礼》《游春》《吕蒙正回窑》《许士林祭塔》《小补缸》《捡柴》《十八扯》《蓝桥汲水》《瞎子捉奸》《小放牛》等黄梅戏传统小戏,也均移植自徽剧。这些剧目的大量重合,进一步印证了两剧种之间的深厚渊源。
四、从早期艺人看黄梅戏的演艺传承
早期黄梅戏艺人多具有徽班背景,如蔡仲贤。《中国戏曲志·安徽卷》载:“蔡仲贤(1866—?),黄梅戏演员,望江县麦元乡人。该乡曾有一徽班,兼有男女演员,远赴福建演出,颇负盛名。蔡仲贤自幼受乡班熏陶,早晚随班学艺。后因该班解散,转学黄梅戏,并自组戏班活跃于茗山南北(太湖、望江两县乡间),十八岁时已声名鹊起。”
洪海波是另一典型。据陆洪非《黄梅戏老艺人见闻录》所载,洪海波于光绪四年(1878)出生于潜山县,其家乡邻近怀宁县三桥、小市港一带,该地区以徽调演出闻名,涌现出如海派京剧创始人夏奎章、夏月润及麒派老生陈鹤峰等名家。当地乡村徽班(又称“土京班”)如“大四喜”“新长春”等一度活跃。洪海波自幼受戏曲环境熏陶,常随“四大喜”观戏,甚至登台跑龙套,后加入“新长春”班,曾在《坐楼杀惜》中饰演张文远,因此多人称其出身徽班。
此外,汪同元《安庆弹腔班社考述》提到:“‘天六堂’建于石牌镇,班主潘龙记,自咸丰末至民国十六年(1861—1927)活跃于本地及周边乡县,拥有汪狗伢、查炳奎、向春玉等三十余名艺人。潘龙记原为文武花旦,曾在南昌挂头牌,后改唱老旦,不久即弃徽调而改唱黄梅戏,并新增《山伯访友》《卖花记》等黄梅戏剧目。”

五、剧种名称延续所见的身份叠合
1946年6月28日,《宿松日报》刊发《徽剧社抵县,将作短期表演》一文,称“本省徽班……男女演员共计二十余人,均系驰名好角”。然而,同年12月26日上海《大公报》所载余启春《戏剧在安庆》一文指出:“京剧在安庆上了断头台以后,起而代之的是‘徽剧’,其实它的真讳叫作‘黄梅调’——也就是花鼓淫戏……”
1949年12月2日,《安庆新闻》报道安庆剧协筹委会会议,与会单位包括“徽剧”代表;同月31日,该报发布《安庆市新年公演表》,民众剧团演出的《小放牛》与安庆剧团的《三字经》均标注为“徽剧”。1950年1月16日,邹洪泉在《解放后的安庆戏剧工作》中仍使用“徽剧”作为剧种名称。
陆洪非《黄梅戏源流》亦载,1951年《皖北文艺》第二期刊文称“群众一开始对话剧不感兴趣,剧团便决定用徽剧(即黄梅调)来演出”。可见至解放初期,黄梅戏在民间仍常被称为“徽剧”,后为与古老剧种徽剧区分而逐渐正名。
综上,从演出体制、声腔结构、剧目传承、艺人流动乃至剧种命名等多个维度均可看出,黄梅戏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安庆徽班的影响。安庆徽班不仅为黄梅戏提供了班社基础、声腔素材与表演范式,更通过剧目移植、艺人转业与名称延续,为其奠定了艺术与身份基础。因此,将黄梅戏的起源与形成归源于安庆本土徽班的艺术积淀,,是有充分历史与艺术和师承关系衔接等多方面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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