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冰：风流更赋长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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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陈子善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95年中国书店举办的“中国当代藏书活动研讨会”上。30年来，读他编著的书，前后不下70本，大多是他赠我的，也有一些是我自己买了、见面时请他题签的。2025年11月13日下午，子善在南京艺术学院讲座，晚间孔庆茂先生赏饭，邀了吴心海先生和我作陪，我又带了五本书过去。在《台静农散文选》扉页，他特别写明“此书是姜德明先生嘱我编的”。新年伊始，又收到他寄赠的《紫丁香》，“完成了叶灵凤未了的一个遗愿”。作为叶灵凤诞辰120周年的一种纪念，此书布面精装，粉色封面压印一朵丁香花，书脊蓝底烫金字，外加紫色护封，版面疏朗，毛边也做得地道，可谓形神俱佳。

子善先生赠我的第一本书，当是《也是人生——钱歌川小品精萃》，时在1996年秋。那时我参与筹办《东方文化周刊》，邀约南北文友来宁共商编计。子善由此成为这份周刊的重点作者，并热心为我们聘请顾问，介绍作者，推荐文稿，使我铭感于心。此书收入上海书店“鹈鹕丛书”，《生命的记忆》中收录了《〈也是人生〉前言》，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中的《陈子善著编书目》失收，不知何故。

当然，这份收录达200余部的《陈子善著编书目》，为了解子善先生学术成果、访读其著述提供了大便利。对照其《著作之部（1982-2020）》所列40种，拙藏23种，另有此后问世的《不为人知的张爱玲》《梅川千字文》《长相忆集》等。

《长相忆集：我与文坛名家的往事》，陈子善 著，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出版

综观子善著作，以考据类占比最高，但怀人之作也很有特色。他的许多书中都有怀念文坛前辈的文章，结集成专书的，先后有《中国现代文学侧影：前辈与我》《文人事》《素描》等，而《长相忆集》更有抢救的意味。此书以“我与文坛名家的往事”为副题，所写皆是“已先后隐入历史”的前辈师长、同辈友人。著者《自序》中说：“我也已步入老年，他们的一些言、若干事，如再不记下来，恐怕真的要随风逝去了。”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以史料为方法”的表率，子善对史料抢救的迫切性，自有较他人更深刻的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追忆中，著者的侧重点在前辈治学经历的回溯及自己所受的启迪，如给许杰先生当助手的几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怎样做人，怎样治学，怎样坚持自己认定的方向，怎样不随波逐流。这些都是他特别令我敬重的地方”。在与冯至先生的交往中看到“他为人的诚恳，为文的严谨，对史实的尊重，对后学的关爱……都使我至今受益”。怀念“有知遇之恩”的徐中玉先生时引用了他这样一段话：“发真的声音，说真心的话，忘掉了个人利害，推开了一切阻碍进步的因袭俗滥的规矩习惯老调，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表现……如果能做到这样，文学将成为‘世界的努力’，岂止干干净净去了陈言而已。”

读者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子善在前辈扶持下的成长历程，而他也明确地将其视为一种文脉传承。他记钱谷融先生“回忆当年与老师伍叔傥随意闲谈，‘谈话都是即兴式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和范围。既有谈论诗文的，也有臧否人物的，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全凭一时的意，纵意所如，真是其乐无穷。’这种情形得以在先生与我之间再现，也真是幸何如之。”他向吴小如先生求字，吴先生“特意选出颔联写俞平伯和冯文炳（废名）的这首五律书赠我。俞、冯既是吴先生的师长，又都是新文学的名家，而我‘治现代文学’，确实再贴切不过”，尤其是“这首五律在吴先生的问学过程中还发挥过重要作用，难怪他一提再提。而我从此诗尤其‘言情平伯细，讲义废名深’联所得者，正是前辈对后学的关爱之心”。

在《长相忆集》中，同样可以看到子善扎实的文献考据与整理功力，如《琐忆聂绀弩先生》中有关“《海燕》杂志停刊事件”的真相、《“博物”作家枕书先生》中关于傅雷指导杨必译事的真相，抽丝剥茧，层层剖析，犹如名探破案。姜德明先生致子善信中说：“我读阁下的文章，最感兴趣的是，多有考证，箭不虚射。可能有人不喜欢，甚至怕别人来考证。只好听之。”我想许多读者都会有同感。

子善在答《上海书评》记者石剑峰问时说到：“文学史是一定要做减法的，但是你要做好减法，得先做加法，加了以后再减；你不做加法，直接先减的话，可能就会出问题。先把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找出来，到底怎么评价，让时间去检验。”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早年读过新旧十几种文学史，无不带有明显的时代主观，姑不论著者的见识、才具、学养，此时努力去减的，很可能恰是彼时感觉要加的。原始材料则是客观存在，是研究的基础，在尚无法正常决断加、减之际，与其急于成史，不如多做材料的发掘与整理工作，以待后来。

在既有文献的发掘之外，子善从研究生涯之始就注意到对鲜活材料的抢救。1980年代初他研究郁达夫，其时“郁达夫生前的友好、同事和学生还有不少幸存，但大多已经或即将进入残年，如不抓住这最后的机遇请这些知情者留下回忆文字，提供证言，郁达夫生平和文学创作中的不少关节点可能就会模糊不清或变成空白，再要查考和厘清就难上加难了。我意识到这是一项属于抢救史料性质的极有意义的工作，编《回忆郁达夫》文集，固然应该精选已经发表的名文，但约请知情者新写，应该成为编集此书的重中之重”.为帮助文坛前辈追忆当年情景，他将提供必要的材料与线索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也正因为他掌握文献资料极为丰富，才有可能承担起这一份责任。

吴小如作《陈子善著〈发现的愉悦〉》文中说：“远在若干年前，我就认为不但‘古籍’需要整理，‘今籍’也需要整理，甚至整理‘今籍’的难度还要大一些……愿学术领域中能多出现几位像子善先生这样的有心人，为我们现当代文学领域多开垦出一些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新的土地。”子善确是个有心人，40年前即能悉心保存师友的信件与交往材料。他每篇文章的篇尾必注明写作时间、修改时间及始发报刊，这都是很好的习惯，为后人将来的研究提供了大便利。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将大量史料融会贯通的同时，他还善于发现问题。如《1980年代与黄裳先生的交往》中写道：“近年来许多文坛朋友怀念1980年代，有一个重要方面也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我个人记忆里，像黄裳先生这样的前辈作家在198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创作重焕青春的过程。由于他们的存在，由于他们仍未放下手中的笔，1980年代才显得更加难得、更加丰富多彩。”天下“黄迷”多矣，黄裳先生“创作重焕青春”有目共睹，“思想不断解放”几人能道？实则这是更值得探究的问题。《著作等身的范伯群先生》中说：“范先生同时提醒我们，他写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其目的就是要取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因为‘通俗文学’本来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严重遮蔽通俗文学成就的不正常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国文学本无所谓“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白话小说更源于街头评话一流，不通俗岂有生机？若干年间过于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以至宣传功能，才有“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自矜。当下新兴的网络文学，恰恰又进一步向通俗回归。

风流更赋长相忆。子善先生身为现代文学研究开风气之先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这一部《长相忆集》，远非寻常悼亡文字可比，堪称近半世纪现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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