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岩画——对四川盆地远古岩画的文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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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读《甘孜岩画》（华文出版社2025年）与《惟石能言》（阳光出版社2014）等书籍，感触甚多，甚至联想到《山海经》。

在传统认知中，《山海经》一直被视作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奇书，记载了无数光怪陆离的异兽、神人和地理奇观。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四川盆地那些沉默千年的岩画时，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逐渐浮现——《山海经》很可能并非凭空想象的神话，而是对远古岩画系统的文字解读与注释。我的基本观点是，原始《山海经》最初只有图画，实际是《山海图》（最早是《山图》《海图》），没有文字，是无字图书，是世界最早的儿童连环画读物，是由大禹根据四川盆地当时的各种岩画和自身经历主持进行绘制的，伯益等众多人员参与，是作为整个夏朝（大邑、西邑）全国通用的“教材”。 《山海经》是对《山海图》的注释说明，原始《山海图》已不可考，现在把二者等同看待，实际上差异很大。 到目前为止，《山海经》中的奇怪动物都没有化石依据，是虚构的、想象的产物。

01四川盆地是岩画的天然博物馆

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国岩画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从甘孜高原到川南珙县，从九寨沟到龙门山脉，岩画遗存跨越了数万年的时空。

甘孜岩画群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崖壁上，考古学家发现了1020处图像，其中“鹿”的图像达200个，占动物题材的50.6%。这些岩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动物风格，生动记录了当时高原生态与人类生活。更令人惊叹的是，在理塘县海拔3575米至4721米之间发现的“海子山-格聂岩画群”，经考古测年，其最早年代上限在距今8000年，被专家初步断定为国内海拔最高的旧石器岩画群。

九寨沟“土伯御龙”岩画则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这幅摩崖琢刻岩画高约84厘米，宽约120厘米，内容为从峭壁缝隙中“飞出”一条龙，前面有一高大站立人物持杆引导。学者推断其时代上限在公元前7世纪，是四川已发现的最早岩画之一，也是已知最早的西戎岩画及苯教“鲁神”岩画。

川南僰人岩画同样不容忽视。在珙县悬棺核心区麻塘坝，绝壁之上保存着200余幅用红色、白色颜料绘制的图形。这些岩画早在1935年就被美国学者葛维汉记录，内容涵盖生产场面、体育娱乐、武士狩猎等，是研究古代僰人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02岩画与《山海经》的惊人对应

当我们仔细对比这些岩画内容与《山海经》的描述时，会发现诸多耐人寻味的对应关系。

一是动物形象的拓扑变换。我在《山海经》是大禹绘制的儿童连环画教材》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中的奇异动物实际上是拓扑变换的结果。这一观点在四川岩画中找到了实物证据。甘孜岩画中的鹿、牦牛、羊、犬等动物形象，虽然形态简朴，但特征鲜明。如果将这些形象进行拓扑变换——拉伸、压缩、扭曲而不撕裂——完全可能衍生出《山海经》中那些“九尾”“三头”“人面”的异兽。例如，岩画中常见的“鹿”形象，经过多次拓扑变换，可以演变为《山海经·南山经》中“其状如鹿而白尾，马足人手而四角”的“玃如”；而“牦牛”形象则可能演变为“其状如牛而赤尾，其音如婴儿，食人”的“窫窳”。同一动物在不同岩画中的表现形态各异，有的夸张，有的写实，这正是拓扑变换的体现。古人虽然没有“拓扑学”概念，但在制作陶器、绘制岩画时，已经不自觉运用了拓扑变换的原理。

二是“海”的真实含义。我曾经指出，《山海经》中的“海”并非真正的大海，而是指湖泊、水塘、大江、大河。这一解读在四川地理环境中得到完美印证。四川素有“千河之省”之称，河流总数达5800多条，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河流就有1049条，全国第一。当地羌族、藏族、彝族历史上都把湖泊、水塘称为“海”“海子”，如邛海、洱海、珍珠海等，九寨沟更有五花海、五彩池、镜海、长海、熊猫海等名称。四川盆地远古岩画多分布在江河湖泊附近，这些岩画所描绘的“水域”场景，很可能就是《山海经》中“海”的原型。大禹作为治水英雄，对四川水系极为熟悉，他将这些岩画中的水域统称为“海”，完全符合当时的认知水平。

三是人物与神祇的演变。“土伯御龙”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与《山海经》中的神人描述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岩画中的人物“尖脸，五官不清。披发齐肩，向上飘扬。上衣不详，下有裤子及蔽膝，足穿靴”，这种装束特征在《山海经·海外西经》描述的“轩辕之国”等章节中能找到对应。更重要的是，岩画中“御龙”的主题，直接对应了《山海经》中多次出现的“乘龙”“驾龙”场景。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种图像与文字的对应，绝非偶然。

03《山海经》与岩画的文字注释系统

我们根据调研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解读框架：《山海经》本质上是一个系统的岩画文字注释体系。

一是从图画到文字的演变过程。人类记事，图画先于文字，这是考古学的基本共识。在文字产生之前，岩画是人类记录信息、传递知识的主要方式。四川盆地丰富的岩画遗存证明，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就有着发达的图画记事传统。《山海经》最初可能只有图画，即《山海图》。大禹治水过程中，收集整理了各地岩画内容，绘制成系统的《山海图》，作为教育儿童的“教材”。后来随着文字的发展，后人开始对这些图画进行文字注释，逐渐形成了《山海经》文本。四川岩画中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变形的形象，这些形象更符合儿童认知特点。如某些岩画中动物被赋予人的特征，或多种动物特征组合，这与《山海经》中“人面兽身”“鸟首人身”的描述如出一辙。这些形象很可能是成人为了吸引儿童注意力、增强教育趣味性而创作的。

二是注释的多样性与演变。对同一幅岩画，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可能给出完全不同的文字解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山海经》中同一形象在不同章节有不同描述，为什么后世注释加入了儒家思想、神话传说等内容。以“龙”形象为例，岩画中的“龙”可能最初只是“马”或者某种爬行动物或水生物的抽象表现。但在文字注释过程中，被赋予了神话色彩，成为能飞天入海的神兽。同样，岩画中的狩猎场景，可能被注释为“羿射九日”等神话故事。考古发现显示，四川最早的文字遗存晚于岩画出现时间。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岩画是主要的记事方式。《山海经》的文字注释，很可能是在甲骨文成熟之后才系统进行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山海经》文本中夹杂着商周乃至秦汉时期的思想观念。

三是岩画的地理分布与《山海经》地理。四川盆地岩画的分布范围，与《山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高度重合。《山海经》中提到的“成都载天”“都广之野”等与四川有关的地名，恰好是岩画密集分布的区域。甘孜、阿坝、凉山等地的岩画，对应了《山海经》中西山经、北山经的描述范围。大禹出生在四川龙门山一带，对西南地区山水极为熟悉。他主持绘制的《山海图》，很可能以四川盆地岩画为基础，融合了治水过程中收集的其他地区岩画信息。《山海经》是大禹绘制的儿童连环画教材的观点，在四川岩画考古发现中得到了有力支持。

04岩画是《山海经》的实物原型

四川盆地丰富的岩画遗存，为《山海经》研究提供了实物参照。这些岩画不是孤立存在的艺术创作，而是一个系统的知识传承体系。《山海经》文本是对这个体系的文字化、系统化整理。

《山海经》是岩画解读的集大成者。不同地区的岩画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传统，《山海经》很可能是对这些传统的一次大规模整合。大禹作为治水领袖，有机会接触到各地岩画，他主持的《山海图》绘制工程，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岩画普查与整理。

对当代研究的启示。把《山海经》理解为岩画解读的集大成者，这种认识框架要求我们改变研究《山海经》的方法论。不能再将其视为纯粹的神话或地理志，而应将其置于岩画考古的背景下，结合拓扑学、计算机图形学等现代技术，还原其作为图画教育系统的本质。

四川盆地远古岩画与《山海经》有很好的对应关系，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史前文明的新窗口，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奇书的真相，更是中华文明早期知识传承的完整图景。这或许才是《山海经》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不是光怪陆离的神话，而是先民用图画与文字共同书写的文明史诗。总之，将《山海经》理解为对远古岩画的文字解读，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其性质的争议，更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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